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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7-1947:跨越30年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


更新时间:2022-08-16  浏览刺次数:


  蔡元培【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】,《北京大学日刊》 1922年11月14日

  1917年这一年,于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而言,都是相当特殊的一年。这一年新年伊始,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,出任北大文科学长。之后,《新青年》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,有了《新青年》与“新文化运动”的北大,也迅即成为当时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前沿阵地。

  这一年开年新刊,元旦之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2卷5号中,陈独秀以“记者”名义同时转载了两篇演说词《蔡孑民先生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》和《蔡孑民先生之欧战观》。前一篇演说词,乃是蔡元培刚刚抵达北京,准备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前的一次重要讲演记录,集中体现了其治学治校的基本宗旨,自然备受社会各界瞩目。除了在北京有《新青年》首发演说词之外,3月15日,又被上海《东方杂志》转载,一时间传遍京沪,南北皆知。

  然而,就在《新青年》首发演说词一个多月之后,百忙之余的蔡元培抽空翻检杂志,却发现演讲词中有一些记录错误之处。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误读与误解,遂于2月19日致信《新青年》编辑部,明确指出了这些错误,并逐一表述了修订意见。十余天之后,3月1日出版的《新青年》,迅即刊发此信,算是对之前刊发的演讲词做了及时更正与声明。

  蔡氏信中首先纠正了关于“宇宙观”的一段演说词,并为之特意指出,当天在讲演中应当是这样说的:

  “在科学发达以后,一切知识道德问题,皆得由科学证明,与宗教无涉。惟科学所不能解答之问题,如宙之无涯涘,宇之无终始,宇宙最小之分子果为何物,宇宙之全体果为何状等。是举此等问题而研究之者,为哲学。”

  不过,那未经修订的演说词,毕竟已经公开发布两个月之久,其传播之广泛,可以想见。包括讲演者本人蔡元培、《新青年》主编陈独秀在内,恐怕谁也不曾料到,正是因为演说词记录稿中的一些错误,竟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爱因斯坦学说的争论与国内流行之热潮。

  原来,时为1917年4月,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建的“丙辰学社”(后改名为“中华学艺社”)的社刊——《学艺》杂志,在日本东京创刊发行。这一杂志的创刊号中,赫然刊有一篇题为《批判蔡孑民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并发表吾对于孔教问题之意见》的文章,作者为一位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,名叫许崇清。

  为此,蔡元培即刻致信许氏,告知演说词记录有误,“而累足下为此不经济之批判,甚可惜也”,而发表了其纠正之语的《新青年》第3卷第1号,“想足下尚未之见”,“今奉油印本一通,鄙人本意可见大概”。

  孰料,收到了蔡氏致信,又读到了演说词修订稿的许氏,并未就此罢休,迅即又于《学艺》杂志第2期上,撰发了《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》一文,依旧不认同蔡氏的观点与思想立场。许氏反对与质疑的蔡氏观点,竟然也包括了前述那一段蔡氏致信陈独秀,特意加以纠正了的关于“宇宙观”的一段演说词;并明确拈提出了当时科学界前沿最新研究成果之下的“宇宙观”,即爱因斯坦的“相对论”学说。文中称:

  “方今自然科学界,关于时空(即宇与宙)之研究,则有Einstein于1905年发表之‘相对性原理’。此原理以二假定为前提,其一则为‘相对性之假定’,其二则为‘光速不变之假定’。艾氏据此以时间相对性之定义,而牛顿力学所悬设之绝对空间绝对时间几至不能成立。”

  虽然在与蔡元培论争的这篇文章中,许崇清只是拈提了一些狭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,来加以哲学层面上的阐发与表述,还并没有从科学理论角度加以专业解析,但这些只言片语,却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关于“狭义相对论”的中文介绍。

  线岁的,刚刚履新北大校长的蔡元培,在这一场年龄、地位、阅历都颇为悬殊的,隔海通讯式的论争中,并没有为之大感恼火与郁闷,反倒因为得悉爱因斯坦学说而深感快慰,并为这一新奇学说的独特魅力所吸引。随后,即有意邀请爱因斯坦来北大讲学,开始多方联络筹划,为之紧锣密鼓地安排布置。

  当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以《新青年》为阵地,倾力发动并全力推进“新文化运动”之际,早在蔡元培掌校之前五年,即已出任北大理科学长的夏元瑮(1884—1944,字浮筠),也随之同步走向了时代前沿——为引介与传布科学新知,尤其是在普及爱因斯坦学说及邀访通联方面,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个人贡献。

  就在“五四运动”这一年,即1919年夏,夏氏出访德国并以访问学者身份入柏林大学从事学术活动。也正是在此时,夏氏通过其师,著名物理学家、量子力学重要创始人马克斯·普朗克,结识了爱因斯坦并常到其家中研讨各种问题,与其家人也逐渐熟络起来。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基础,夏氏还促成了向以传布新知、再造新民为己任的著名学者梁启超,与爱因斯坦的一次面晤。

  据夏氏后来忆述,就在其成为爱因斯坦家中常客“几个月后,梁任公先生到柏林”,夏氏即“请他同爱因斯坦夫妇晚餐”,“席间梁先生问相对论的真义,爱因斯坦详为解释”。当时,夏氏“担任双方翻译”,因“谈话久,而进食的时间少”,“还引起爱氏夫人的不满”。不过,爱因斯坦对梁氏印象不错,曾称“梁先生真聪明,略有解说即能明白”。

  1921年归国之后,出任北大物理系教授的夏氏,又开始频繁在北大校内外撰发文章,力图以较为通俗简明的讲解方式,向国内知识界普及爱因斯坦生平及其学说。爱因斯坦于1916年所撰名作《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》,夏氏迅即着手译成《相对论浅释》书稿,于1922年4月交由商务印书馆初版,对于那个年代对这一新奇学说想要有所了解的中国读者,不啻于一部案头必备的入门“宝典”。

  当然,并不是所有热心于引荐、介绍爱因斯坦学说的中国学者,都具备如夏氏那样的专业背景与知识修养,更不必说“亲炙”面晤爱因斯坦的机缘,亦是可遇不可求的。但所有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,并不妨碍同时代大量非专业领域内的中国学者,甚至是非理科专业背景的中国学者,去接触与亲近爱因斯坦及其学说。

  譬如,后来成为著名音乐家、教育家的王光祈(1892—1936,笔名若愚),1920年赴德国留学时,就以兼任上海《申报》《时事新报》与北京《晨报》驻德特约记者的身份,向国内读者多次引介爱因斯坦及其学说。

  早在1920年11月5日,《时事新报》就刊发了由王光祈所撰,题为《德国科学界的大论战》的“驻德特约通信员”专稿。当时,爱因斯坦的中文译名尚未统一,仅据音译还称之为“安斯坦”,稍后又有“恩斯坦”“爱恩斯坦”之谓。王光祈在此文中激赞称,“安斯坦是近代的哥白尼,是现在的奈端(牛顿),是科学中一个大革命家。”1921年3月2日,《时事新报》又刊发了由王氏所撰“德国特约通信”专稿,文中首次披露了“发明相对论的安斯坦将游中美两国”的独家消息,并捎带透露了其友人魏时珍正着手翻译“通俗相对论”的消息。

  1922年2月1日,由李大钊、王光祈发起主办的《少年中国》杂志第3卷第7期,以魏氏所译《相对论》与王氏所撰《我所知道的安斯坦》为主体内容,将这一期杂志特别命名为“相对论号”,向国内读者隆重推出。

  然而,可不要以为这一期《少年中国》杂志,即是中国第一本“相对论号”杂志了。因为早在约十个月之前,于1921年4月15日,由梁启超主编的《改造》第3卷第8号,就已然被命名为“相对论号”,这才是国内首创之举。

  这一期“相对论号”的封面头条文章,是诗人徐志摩所撰长达15个页面的“雄文”,实在是令略微了解徐氏生涯的当世或后世读者,都惊讶莫名的罢——“相对论”的风靡一时,可见一斑。

  略微翻检一遍,可知徐志摩解说的“相对论”,乃是逾越了文理科界限的,带着浓厚人生观与价值观意味的泛哲学理论。这一个性化解说,有着全然“跨界”不顾,深入浅出且又谐趣横生的通俗启蒙之效。开篇这样写道:

  “字是一个个都认得的,比喻也觉得很浅显的,不过看过之后,似乎同没有看差不多。我可也并不着急,因为一则我自己科学的根柢本来极浅,二则安斯坦之说素,原不是容易了解之东西……我也不再请教人了,自己去瞎翻。另外看了几本书几篇杂志文字。结果可不能说完全失败,虽然因为缺乏高深数学的缘故,不能了解他‘所以然’的道理,不过我至少知道了那是甚么一回事。”

  接下来的十余个页面,主要就是去讲述他通过自己感悟理解的,终于知道了的“那是甚么一回事”了。徐氏虽不知其“所以然”,却终于“知其然”的结论,大致是这样的:

  “‘相对说’根本没有玄想的意味,因为他完全脱离人生的感情意气经验种种,是纯粹唯物的性质。寻常哲学多少总脱不了以人心解释自然,‘相对说’是澈底澈面抛开人间世的理论。我们人类一部智识史是发源于以宇宙中心一直到放弃个人观念,这‘相对说’可算最后的一期。此是‘自然法’的最后胜利,其范围之广为从前所未曾梦见。”

  徐氏文中还有提及,约于1920年秋,著名学者任鸿隽、饶毓泰,以及正在访华的英国著名学者罗素,均已在南京的学术讲演中,主题论述或特意提及了“安氏的相对说”,可知当时不仅有以蔡元培为首的北大学术群体,南京及沪上的各路学界精英,也都对爱因斯坦学说投以热切关注。

  值得一提的是,徐志摩于1931年11月因飞机失事不幸身亡之后,各界痛悼诗人遇难之际,林徽因所撰《悼志摩》一文里,又再次言及徐氏对“相对论”学说的热衷与自得,文中这样写道:

  “志摩的兴趣是极广泛的。他曾经译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,并且在一九二二年便写过一篇关于相对论的东西登在《民铎》杂志上。他常向思成说笑:‘任公先生相对论的知识还是从我徐君志摩大作上得来的呢,因为他说他看过许多关于爱因斯坦的哲学都未曾看懂,看到志摩的那篇才懂了。’”

  与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内“相对论”流行热潮同步,1921年初,赴欧洲考察的蔡元培,遍访西方学界名流,在法国巴黎访晤伯希和、居里夫人等世界知名学者之后,又于3月16日,与夏元瑮等在德国柏林面晤爱因斯坦。当蔡氏表达了邀请其访华讲学时,“答甚愿,但须稍迟”;甚至还谈到了在华讲学应用何种语言的问题,蔡氏“告以可用德语,由他人翻译,夏君(元瑮)即能译者之一”。

  答以“甚愿,但须稍迟”访华的爱因斯坦,果然于一年多之后,于1922年11月13日,抵达中国上海。然而,此行并非专程访华,而是赴日本讲学,次日即启程离去,经停上海只此一天罢了。

  虽则如此,上海各大媒体的报道,还是连篇累牍而来,各路消息,还是接踵而至了。报端各种行程预报及行踪简报,确切的与不那么确切的信息都有,可靠的与不那么可靠的消息都有。不过,爱因斯坦离沪次日(11月14日),由《时事新报》《民国日报》同时刊发的相关报道,虽一简一详,但二者内容基本可以相互映证,应当可以采信。

  内容较为详尽的《民国日报》报道全文700余字,乃是目前已知的,关于爱因斯坦初次抵沪报道中篇幅最大者。这一天的行程,其安排之周密,布置之紧凑,人员之繁杂,环节之多样,报道中都已经基本予以呈现。尤为难得的是,当天的晚宴之后,在作为中方东道主的著名书画家、实业家王一亭的私人宅第“梓园”之中,还留下了一帧全体出席者的珍贵合影。这一合影照片,至今仍珍藏在一所国际研究机构——李奥贝克研究所(LeoBaeckInstitute)之中。

  就在上海报道同日,只有四个版面的《北京大学日刊》,当天也用了一个半版面的可观篇幅,刊发蔡元培所撰《安斯坦博士来华之准备》一文,正式公布了校方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的往来函电内容,并宣称“今安斯坦氏已由香港赴日本,不久可来北京,故特布其颠末”。

  然而,因种种原因,那一场蔡元培等诸多前贤后进筹划已久,令北大内外满怀期待的学术盛会,终究未能如约举办。1922年12月31日,赴日讲学已毕的爱因斯坦,虽再度乘船经停上海,却只是在沪上度过了1923年元旦之后,于次日即刻登船返回欧洲,从此再未步入中国。

  遗憾归于遗憾,因缘归于因缘。爱因斯坦的中国因缘,却还并未因为1922年的这一场“失约”戛然而止。即便只是在上海经停的短暂时光里,爱因斯坦对中国社会的观察,也可谓入木三分。其婿所撰《爱因斯坦传》,据其当时的旅行日记,对其短暂经停上海的中国印象予以了这样的表述:

  “上海的访问,使他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种看法。这个城市表明欧洲人同中国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别,这种差别使得近年来的‘革命事件’(指1919年的五四运动)部分地可以理解了。在上海,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,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。……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,欧洲人所以欣赏他们的也正是这一点,在欧洲人眼里,他们的智力是非常低劣的。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,在呻吟着,并且是顽强的民族,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。他认为,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,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,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。”

  离开上海不到五年之后,时至1927年2月间,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“国际反帝国主义大会”,爱因斯坦迅即致信会议主办方,明确表示支持大会主旨,坚决反对欧美列强掌握世界大权的国际格局,号召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团结,反抗不合理的国际霸权。

  之后不久,又值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,日军悍然发动侵华战争,公然践踏国际约法,攫夺我国东北三省主权。日军还接连制造“一二八”事变,将战火转移至远东大都会——上海,更令当时在上海居住的各国人士,对日军的侵略暴行感同身受。曾经在上海有过短暂经停,更在此转赴日本有过专程讲学之旅的爱因斯坦,对此深感震惊忧愤,在一次广播演说中,拍案而起,奋起呼吁,“主张对日经济绝交以促日本停止对华之侵略”。

  及至1937年“七七”事变爆发,日军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,又接连制造“八一三”事变,战火再度波及上海。同年12月14日,爱因斯坦与曾访华讲学的著名学者杜威、哲学家罗素等联合发表宣言,“世界文明遭受狂暴之破坏,为维持和平道德,特倡议各国人民,组织对日货之自动抵制,不售战争材料,凡足供日本行其侵略政策之事项,当停止合作……今当以种种之可能的援助,给予中国,而使日本撤退在华所有之军队,放弃其对华侵略政策”。

  在个人积极声援中国抗战期间,1937年初,爱因斯坦还与杜威、孟禄等15名美国学者,联合致电蒋介石与孔祥熙,请求释放被抓捕入狱的邹韬奋、章乃器等“救国会七君子”。电文中称,“中国处境困难,至表同情。我们以中国的朋友的资格,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。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消息传到美国,闻者至感不安……”

  抗战胜利后,1947年12月16日,曾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的中国学者罗忠恕,应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之邀,于当日上午与爱因斯坦面晤。此次晤谈,距“安斯坦”之名闪现中国,恰恰整整三十年过去。

  时值二战硝烟散尽不久,二人的谈话,自然而然的涉及到了科学应为人类造福,科技应用中的善与恶等学术宏观主题。罗氏后来在《与爱因斯坦先生的谈话》一文中忆述称,谈话的气氛友好而亲切,不知不觉间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。临别时,二人还合影留念。约八年之后,1955年4月18日午夜,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的寓所中,于睡梦中猝然离世。至此,约八年之前,罗氏与爱因斯坦的那一次意味深长的晤谈,以及那一帧弥足珍贵的合影,也就此成为爱因斯坦与中国学界所有过往交集的最后“定格”。